1 简介
2021年是天主教在新加坡开教二百周年。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将从2020年12月13日至2021年12月11日，以为期一年的时间，欢庆新加坡开教200年。
我们教会的庆祝活动，从音乐才艺表演到信仰讲座，形式结合实体与线上，其高峰落在今年的十一月、十二月间，主要的有200 小时马拉松祈祷会、组织展、圣书光辉、旧照新拍与经曲金曲分享会、讲座等。藉此庆祝活动，深化教友们的信仰。
此外，我们教会有史以来首次向全国教友们举办“集体辨识作业”。在进行辨识作业中，我们教友作圣经反思，并在圣神引导下，获得启发。然后我们在辨识作业问卷上提呈建议。这些建议将为我们教会未来牧民计划贡献新思维。
从静芳的“19世纪新加坡天主教会先驱人物简介”中，让我们一窥19世纪新加坡教会的实况，以及早期巴黎外方传教会和其他修会的神父们对我们教会做出的重大贡献。
我们教会于1821年仅有12名天主教徒，随新加坡人口的日益增长，并经我们天主子民的共同努力，在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有37万天主教徒。
同时我们教会从1833年的第一间小教堂扩展到现今的32间教堂。在文端的“ 新加坡天主教教会现状“一文中，可看到在吴诚才总主教上任之后，我们教会建立、振兴或重组许多组织，他们的特定服务和工作，就是要努力实践这个愿景：“在新加坡建立一个更有活力、有使命感和广传福音的教会”。
参考资料:光启社制播：教宗新闻“新加坡庆祝天主教开教二百周年”
注：第9和第10两版图片取自天主教总教区历史档案馆。特此致谢。
海星报探讨组
2 19世纪新加坡天主教会先驱人物简介
当我们谈到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时，通常都会停留在耶稣时代的宗徒和门徒，特别是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今年是新加坡天主教开教200周年，明灯探讨组想从本土教会历史去体验200年前主耶稣的临在，以及祂如何通过当时的传教士，把福音的精神和喜讯带入新加坡。
在这篇文章里，我以人物作为主导，勾勒出当时的教会发展状况。
圣乐伦·冉拔罗 St. Laurent Imbert, 1796-1839
圣乐伦是法国传教士。他于1821年来到新加坡，主要的任务是考察并评估岛上天主教徒的状况。他发现岛上只有12名天主教徒，过着可怜的生活。他向法国主教应弗洛伦斯主教（Bishop Esprit Marie Joseph Florens1762-1834）汇报，请求派神父为这里的天主教徒服务，并协助他们争取较高素质的生活条件。1832年，法国传教士布授神父（Fr.Jean Baptiste Boucho, 1797-1871 ）和业葛若神父（Fr. Padre Anselmo Yegros ）于1833年5月5日，在新加坡建立了第一间天主教小教堂，坐落在今日新加坡美术馆前面的草坪上。
若望玛利巴雷神父 Fr Jean Marie Beurel 1813-1872
巴雷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他于1839年抵达新加坡，在新加坡一住就是30年。他是发扬新加坡天主教会的中心人物，带领着团队在本地弘扬主耶稣的博爱精神。
初来乍到时，巴雷神父得先适应这里的热带气候、语言、饮食、文化、生活习惯等种种的问题。当时的新加坡还是很“山巴”，交通非常不方便。巴雷神父常常步行好几公里的路去拜访教友家庭以及传扬耶稣福音。在传教时，他遇到其它帮派、教派抢夺教友的问题。正如主耶稣所说的：“看，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所以你们要机警如同蛇，纯朴如同鸽子。”（玛10:16）
巴雷神父独到的眼光，看到原先建在新加坡美术馆前面的那座小教堂实在是太小了，必须要建造一座更大的教堂来服务这里的天主教群体。于是在巴雷神父的带动和策划下，新加坡善牧堂（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于1847年6月6日开幕并祝圣。1888年善牧堂升格为主教堂。
在教育方面，巴雷神父在勿拉士巴沙路（Bras Basah Road）建立了专收男生的圣若望免费学校（ST. John’s Free School），于1863年，这所学校被英国殖民地政府正式承认，并改名为圣若瑟书院（ St.Joseph’s Institution ）。这栋建筑于1992年列为国家古迹，1996年更名为新加坡艺术博物馆”（ Singapore Art Museum ）。
于1 8 5 4 年， 巴雷神父也与耶稣圣婴修女会的修女们合作，在维多利亚街（VictoriaStreet）成立了耶稣圣婴修道院（Convent of theHoly Infant Jesus）。这修道院是修女们的住所、授课、阅读、写字、缝纫与批改学生作业的地方。1855年扩充，增设孤儿院；当年有许多女婴被遗弃在该修道院的“希望之门”（GateOf Hope）外让修女们收养。
1903年，修道院增设教堂，1933年创办华文源流学校圣尼各拉女校（ St. Nicholas Girls’School ）。1983年，政府为市区发展计划征用修道院土地，圣婴和圣尼各拉这两所历史悠久的女校，分别迁往大巴窑（ Toa Payoh ）和宏茂桥（Ang Mo Kio）新校址。1990年圣婴修道院被列为国家古迹，后来发展为今日的赞美广场（CHIJMES）
蒙迪神父 Fr Anatole Mauduit 1817-1858
蒙迪神父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他于1844年抵达新加坡。主要的任务是协助巴雷神父（Rev Fr Beurel）照顾从中国来的潮州移民教友。蒙迪神父于1846年在格兰芝乡村地区建了一间木制小教堂，并把教堂奉献给圣若瑟。后来，为了更方便接触在武吉知马甘蜜和胡椒园工作的潮州人，便把教堂迁至武吉知马上段。
蒙迪神父是当时著名的、排除万难的丛林传教士，他一方面要传扬耶稣福音，一方面要照顾他的“羊群”，除了灵修上的问题外，还要照顾教友们生命的安危，比如说华人天主教徒拒绝参加私会党或帮会，拒绝缴交所谓的保护费，反对售卖鸦片等等的行动受到攻击时，神父们都要站出来保护他们。
1851年2月15日发生的反天主教暴乱事件，可以看出当时作耶稣基督门徒和信徒的艰难。然而，与蒙迪神父同一时期的神职人员，都发挥主耶稣的精神，他们都担任着保护者的角色，保护着教会的羊群。正如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若10:1）
皮尔神父 Fr. Pierre Paris MEP 1822-1883
19世纪末，由于讲华语的天主教会群体人数大量增加。当时，善牧堂的弥撒是以英语、葡萄牙语和马来语进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皮尔神父（上图）联合了华人天主教徒陈奴仔（PedroTan Neo Kah）、曾德意（Joseph Chan TeckHee）和 Low Gek Seng，齐心合力，于1870年建立圣伯多禄圣保禄堂（St. Peter and St. PaulChurch）。教堂建筑特点是融入华人的生活色彩，比如鸡蛋及荷花图案。教堂的正门顶上刻着“天主堂”三个字，更突显当时主耶稣的华族门徒们爱“天主”的热诚。
方济格·达席尔瓦·平托·玛雅神父 Fr. Francisco do silva Pinto e maia 及
文生·德·圣加大肋纳 Vincente de Santa Catarina
方济格·玛雅神父是葡萄牙传教士。他于1825年向英国殖民地政府买下位于维多利亚街和滑铁卢街之间的一块土地来建教堂。1850年，方济格·玛雅神父逝世，建造教堂的任务落到另一位葡萄牙神父文生·德·圣加大肋纳来完成。圣若瑟教堂于1853年竣工，祝圣并开放给公众来朝拜和参加礼仪。1886年6月圣若瑟堂归入澳门主教堂管辖，1981年7月5日由杨瑞元主教宣布接收，圣若瑟堂正式回归新加坡总主教管辖。今天，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老教堂已被列入新加坡历史古迹建筑物。
若 瑟 ·佩德罗·圣安娜·库尼亚神父 F r . Jose Pedro Santa Anae Cunha 及
尼格老依纳爵·西奥菲罗·平托神父 Fr. Nicolau Ignacio Theophilo Pinto
这两位都是葡萄牙传教会教士。若瑟神父于1879年8月1日在密陀路（ Middle road ）开设了圣安娜学校 (St. Anna’s School)，专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提供教育机会。1881年尼格老神父接管了学校并于1885年加以扩建，改名为圣安东尼男女混合学校 (St. Anthony’s Boys’ andGirls’ School) 。于1893年11月，学校分开为圣安东尼男校（St. Anthony’s Boys’ School）和圣安东尼女校（St. Anthony’s Girls’ School）。后来，圣安东尼男校移交给喇撒修士会（La SalleChristian Brothers）管理，而圣安东尼女校则由嘉诺撒修女会（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管理。
孟纽利神父 Fr.Joachim Alexandre Meneuvrier
公元1883年，来自法国的孟纽利神父负责管理淡米尔语天主教族群，他向当时殖民地政府申请在奥菲路（ Ophir Road ）50号地段建堂。露德圣母堂的设计模仿了法国露德的同名教堂，于公元1888年竣工，成为新加坡第一座淡米尔人天主教堂。这座哥德复兴式建筑已于2005年1月14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露德圣母堂的建成，成为讲淡米尔语族群的活动中心。19世纪末，讲英语的族群集中在善牧堂；圣伯多禄圣保禄堂则以讲华语方言族群居多。 “谁是第一位本土神父？”这是我在整理本文时非常关注的问题。参考了E.Wijeysingha先生所写的“The Catholic Church in Singapore”,第一位本土神父是 Fr. Michael Seet，他是在1911年晋铎。在19世纪末，天主教教友有增加的趋势。从1904年的7000人激增到12000人，活动范围集中在善牧堂、圣若瑟堂以及圣伯多禄圣保禄堂等几间教堂。
基于教友人数的日益增加，培养本土神职人员的需求日益迫切。正如主耶稣当年告诉他的门徒们说：“庄稼固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玛9:37-38）11年后也就是1922年，Fr. Stephen Lee及Fr. Rudolf de Souza 相继晋铎成为早期的本土神父。时至今日，新加坡圣方济沙勿略大修院（St. Francis Xavier Major Seminary）肩负着培养本土神父的重任。
小结
今日天主教会在新加坡蓬勃的发展，许多方面要归功于19世纪巴黎外方传教会和其他修会的神父们。他们的毅力和远见，为弘扬主耶稣的博爱精神和广传福音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都令我们敬佩。
资料参考：
1. acams.org.sg
《历史回顾：新加坡早期的天主教社群》，译者：谢文端
《传教场地的历史》（市区），译者：林木围
2.Going forth…The Catholic Church in Singapore 1819-2004, by E. Wijeysingha
文：陈静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