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底下每件事的发生总有它的时机。在1832年，罗马天主教教会在新加坡小岛播种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法国第一批传教士为这里一小撮天主教团体兴建一幢奉献给善牧的木制小教堂。这个不起眼的小教堂座落在毗邻勿拉士巴沙路，奎因街，滑铁卢街，一直延伸到目前的天主教中心的一大块土地。同时，在这里也建立了服务众多华人信徒的华人天主教传教中心。法国传教会就从那时开始，很快的为天主的国度增加许多子民。正是在这个华人传教中心的土地上，早期的基督徒最终在1870年搭建自己礼拜的地方——圣伯多禄圣保禄堂。
最早期的华人基督徒
许多早期移民来新加坡寻求财富的人是来自暹罗、槟城、马六甲和廖内群岛。紧随他们而来的是来自中国，尤其是来自广东省的潮州人。许多讲潮州话和客家话的移民在新加坡的丛林以及沿岸的造船厂当劳工。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MEP）的爱慕劳神父（Etienne Albrand）就是从这些移民中造就了他的第一批华人皈依者。爱慕劳神父有一位来自中国的传道员在协助他。这传道员本来也是来东南亚寻找财富的，却在槟城信仰了天主。从此他大胆的从婆罗洲到巴达维亚，并回中国传播福音。最终，这传道员变成了爱慕劳神父的手下。
爱慕劳神父和这位传道员通常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去城里的街头向群众宣讲基督福音，有些人还到传教中心来学要理。每天晚上8时至10时，这位来自中国的传道员会在神父的屋子里教导这些外教人。他们大多是潮州人。爱慕劳神父当时还没有学习过任何方言，所以他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马来人，而传道员的对象则是华人。有时候，为了奖励前来听他宣讲的外教人，爱慕劳神父会向他们提供烟草和茶叶。到了1833年9月，他已经拥有一百名华人信徒（爱慕劳神父是在当年5月才抵达新加坡的）。
但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当时对信徒或是传教者都存有危险。每当法国传教士和传道员去那里传教，都会有私会党徒跟着，希望能阻吓华人同胞前来聆听这些传教士。他们也威胁要剪断那些胆敢信教者的辫子和撕裂他们的衣服。新教牧师也阻碍爱慕劳神父的工作。但通过中国传道员的热忱和不屈不扰精神，传教事业仍然取得了进展。
传教事业的成长
在1839年，华人传教中心迎来了它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神父——朱若翰神父。朱神父是在槟城受训之后在暹罗晋铎。到了1840年，教会已经过于庞大，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崇拜场所给新加坡的天主教徒。于是在1846年就在原传教中心的马路对面建造了一幢新的善牧堂。从那时候起法国传教会的所有天主教徒就在那里进行崇拜活动，而华人天主教徒则在旧的传教中心所在地活动。老教堂被改为作学校用途。同年，华人天主教徒筹得$700在原地竖立起自己的要理教导所。
在1846年，正当天主教教会在城镇里增长，法国外方传教会也在新加坡的丛林开始它的传教事业。他们在克兰芝设立了一个分堂，方便许多深入内地种植甘蔗和胡椒的潮州天主教徒。这个圣堂是献予圣若瑟的。在1852年，他们把这个分堂移到武吉知马。这所圣堂今天仍屹立在那里。一年后，另一所华人分堂在实龙岗成立。法国传教士把这小圣堂命名为圣玛利亚堂，后更名为圣母圣诞堂。
这些华人分堂由镇上的华人传教中心的主任管辖。这些分堂的天主教徒与他们镇上的母堂保持紧密的联系。事实上，镇上的朱若翰神父已为许多分堂的天主教徒调解纠纷。在重大节日，这些分堂的天主教徒也加入他们在镇上的主内兄弟们的庆祝活动，并经常以在传教中心那里举行的华人晚宴作结束。在1849年，当私会党徒在岛内横行霸道，攻击天主教徒时，分堂的数百名信徒，跑去他们在城里的华人兄弟那里去避难。在1851年，发生了一场更大，更血腥的袭击。据估计，全岛约有500名华人教徒惨遭屠杀。幸存者不得不再度投靠他们在城里的弟兄。
基督学校修士会（Christian Brothers）的到来
在1852年，圣若翰拉萨创立的基督学校修士会修士来新加坡开办一个给男生就读的教会学校。于是老教堂就给予修士来创办圣若瑟书院。在这所新学校（老教堂）的毗邻，华人传教中心保留了一所华文男校，还有一所给印度人读的分校。这所学校的男生由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师教导。华人传教中心从而与修士们共享原传教中心的场地。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迅速增长，需要一所新的教学楼。与此同时，华人天主教团体也大幅增加了。教会于是决定让圣若瑟书院占据面向勿拉士巴沙路的部分土地。再把华文学校转移到克兰芝。同时，开始计划为华人天主教徒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举行崇拜活动的场所。是时候建立圣伯多禄圣保禄堂了。
建堂
建筑圣伯多禄圣保禄堂的庞大任务交给了传教士巴神父（Fr Pierre Paris）。由于大多数的华人天主教徒贫穷，筹款很困难。幸运的是，他们当中有一位富裕和有影响力的华人天主教徒，Pedro TanNo Keah。他成功地筹集必要的资金。这座教堂于1870年完工。当时教堂的柱子和框架是由硬木所造。1883年，巴神父购买了3个在法国勒芒铸造，重达1500-4000磅的大钟。然而，由于健康欠佳，他不能出席大钟的安装和祝福典礼。教堂的神父楼和尖顶钟楼是由Galmel神父取代巴神父来完成。教堂围墙的建造费用则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支付。
巴神父于1883年开始为教堂建造一个尖塔，但却在它完成之前的那年5月23日去世。他死后被安葬在教堂里。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教堂的墙上看到一块纪念石碑。教堂的另一位创建人，Issaly神父的遗体也被安葬在教堂里。他是在1874年在香港逝世。堂区的会众把他的遗体挖掘出来，并重新安葬在教堂里。
到了1886年，堂区会众的人数已经变得太大了，共有1 0 5 0华人天主教徒在那里参与崇拜礼仪。1891年，Vignol神父为教堂增加了一个翼廊和圣器收藏室，连同3座大理石祭坛。他也把教堂的木柱换成钢柱。整座教堂也被大大的扩大。
巴神父的贡献
圣伯多禄圣保禄堂的建成归功于巴神父。正是通过他的热忱，精力和坚毅的信仰，华人传教事业才能突飞猛进。查尔斯巴克利，在他的著作“新加坡早期的历史轶事”里赞扬这个老传教士的辉煌贡献。它写道：“举一个例子来了解他的日常活动，在星期天早晨可看到他沿着实龙岗路向市区走去，一手拿着他的中国雨伞，另一手拿着一根棍子。那时他已在实龙岗那里举行了华文弥撒，正步行7英里前往市区主持11点的淡米尔文弥撒。之后，他会在监狱里举行一台弥撒；下午两点钟他有华语儿童要理班，3点钟在圣伯多禄圣保禄堂举行华语黄昏祈祷。正是通过他的卖力使到Pedro No Keah非常慷慨的捐献，五所教堂才得以建成。
每个周一，他会在狭隘的房子里休息并阅读报纸，也会见那些有事务前来咨询他的华人。周二，他会花大部分时间跋涉丛林。周三，他会去市区会见那里的华人。周四，他会留在实龙岗的家里教慕道班。这些慕道者是老远跋涉而来。他的住所有三个房间，每间房都有一个传道员用巴神父所通晓的三种方言之一来讲道。每周的最后两天留作告解或其他工作。因为华人教徒非常的多，有时候他从早上一直忙到深夜。”
巴神父也是传教会首位会讲淡米尔语的传教士，他是在马六甲时学会这种语言。因此，通过他教会也播下了往后建立印度人传教事业的种子。他为他们创办一所学校，叫圣方济各马拉巴学校，位于滑铁卢街。到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印度藉天主教徒。他们也在圣伯多禄圣保禄堂跟华人天主教徒一起参与崇拜礼仪。
作者：Clement Liew 译者：林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