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信仰的代价 1833-1851

    华人皈依天主教 以及天主教徒和私会党之间的冲突

新加坡天主教会始于1833年,当时首批的华人天主教徒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传教中心。虽然它的成长不快,经过了十年才达到约800位信徒,但是它的发展在新加坡大部分华人移民社会中却造成了极大的紧张关系。这是因为华人天主教徒不但成立了教会,还同时创造了一个拥有自己的领袖和习俗的社群。由于早期的华人移民社会是受帮会(华人私会党)的控制,因此华人天主教会的成立不但意味着不再受他们的控制,也注定了无可避免的冲突。一场公开的暴力事件终于在1846年爆发,并逐年不断升级至1851年那场血流成河的事件。

新加坡华人天主教社群的起源

早在1820年代,欧亚和葡萄牙人是首批抵达岛上的天主教徒。在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居住了。虽然当时有位葡萄牙传教士从马六甲来此为这些信徒服务,但是他只是执行了天主教神父的基本牧灵工作,而极少传播信仰。福传的任务就落在1832年年底抵达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身上。他们到达后的几个月,就收购了一块位于勿拉士峇沙路的土地。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就在这块处于市区中心的土地建了一间小教堂,并为华人设立了一个传教中心。

第一位居住在这里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是 Etienne Albrand神父。他在一位华人要理教导员的协助下学习了潮语,并努力向华人传教。在短短的几年内,从1838年的450名教友增加到1846年的800名教友。从1840年到1846年之间,法国传教士就为443名皈依者授洗,其中有333名是华人。

福传与冲突,1833-1846

当首批华人皈依天主教时,Albrand神父要他们离开他们所属的私会党。帮会就立即反击,辱骂和威胁华人天主教徒,认为他们抛弃中华民族的传统。华人皈依天主教后会常常听到要剪掉他们的辫子、撕破他们的衣服,甚至在中国破坏他们名声的种种恐吓。

当Albrand神父和他的要理教导员出外福传时,帮会就派人跟踪他们,并且威胁那些有意皈依天主教徒们的妻子,希望能够阻止她们的丈夫皈依天主教。显然,帮会的观点,整个华人社群也或许有同感,华人天主教徒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文化根源。1834年1月,三名罪犯被公开处决时,尽管遭到反对,Albrand神父仍然为他们授洗。这进一步激怒了帮会,因为他们认为传教士的行为冒犯了他们。对他们而言,传教士已介入他们影响力的范围内,这足以引起他们的愤怒和敌意。

持续不断的骚乱并没有成为公开的暴力事件直到1840年代。那时,华人天主教社群人数已经增加到可观的数目。帮会发现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个人,而是数以百人的整个社群。他们已无法控制整个局面。

作为一个社群,华人天主教会的运作也和华人的宗乡会馆相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社会角色,例如主持仲裁、公证婚礼、殡葬及诞生,和为社群提供宗教、教育、医疗及福利的需要。因此,华人天主教团体在岛上的华人社群中享有一定的声誉。然而,对帮会而言,天主教并不只是另外的一个宗教团体,而是一个与他们竞争的帮会。到了1840年代,华人天主教的蓬勃发展已经非常显著了。在1846年4月12日,500多名华人天主教徒,不包括妇女和儿童,聚集在传教中心庭园共进传统的华人餐,以庆祝复活节。他们环绕着老教堂席地而坐。一个星期后,Anatole Mauduit神父则带领了由300位华人天主教徒组成的送葬队,从教堂游行到墓地。

扩展和逐步升级,1846-1850

到了1846年,传教不再局限于市区,而是扩大到北部的克兰芝,并在那里设立了传教中心。在那里有很多华人天主教徒从事槟榔叶和胡椒的种植及在园内当苦力。

帮会在新加坡殖民地时代掌握大权是因为他们能够躲避当局,而在不受监视下秘密召开会议。当法国传教士在他们藏身的丛林出现,设立了一个丛林站,召集华人天主教徒,也使更多华人皈依天主教时,就结束了帮会在丛林里所享有的绝对安全。

1840年代末,一个蓬勃发展的天主教会已在新加坡丛林中心扎根。华人天主教在克兰芝茁壮成长,使得报界在1849年称它为“天主教村”。帮会一直非常警惕华人天主教社群的发展,尤其是在丛林中。许多皈依天主教徒曾是帮会的人,也肯定知道帮会的秘密。帮会领袖因此害怕他们会向有关当局告密。

1849年7月,一名华人天主教徒在通往实里达的路上被谋杀了。几个星期前,另一名华人园主不只被帮会的人杀死,他的种植园也遭掠夺和焚烧。有记者指出他被谋害纯粹是因为他是基督徒,而非其他原因。这引发了丛林中华人天主教徒的恐慌。瞬间,300名华人天主教徒逃离丛林到市区投靠天主教友。

华人天主教徒和帮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些事件之前已经酝酿多年。英国警察总监杰克逊觉得没有必要采取特别措施压制帮会,也不需要在全岛设立警察或军事哨所以维持秩序。他对冲突的态度反映了英国在这期间的不干涉政策,让当地社区领袖管理自己的人。因此,1849年的骚动最后拉开了1851年血腥事件的序幕。

1851的大屠杀

19世纪初的新加坡,每一位华人移民都属于一个帮会、宗乡会馆或其他的协会,不同成员之间不时发生争执,往往导致帮会或会馆的介入。1851年的骚乱就是这样发生的。1851年2月初,“天地会”开始四处攻击、谋杀和绑架所有他们能抓得到的华人天主教徒。属于华人天主教徒的种植园也被抢劫和纵火。在丛林中的华人天主教徒再次逃离家园到市区避难。

四、五名华人天主教徒和几名华人在Ellenbourough Market(俗称新巴刹)争吵,导致一名非天主教徒受伤。当他们各自向自己的“兄弟”求助时,争吵就升级了。一群20至30名帮会成员随后突袭华人天主教徒的一间商店,引发了全面攻击岛上华人天主教徒的开始。

英国当局花了一个星期才回应,即使回应,也只是派一艘炮舰到柔佛海峡拦截可能试图携赃逃离的土匪。当局过后以25元奖励任何协助逮捕暴徒者。到了2月28日,内部的情况比较平静,但仍有一些地方还有骚乱。当局派了一支警察部队驻守在武吉知马(克兰芝)的天主教村。那些逃至市区的天主教园主则敦促政府对那些破坏他们种植园的罪魁祸首发出逮捕令。

当局随即派了一支警察部队从武吉知马到克兰芝上段,并逮捕了几名男子。然而,在他们返回武吉知马的路途上,被来自不同村庄的华人村民阻扰。他们人数分别从20到50人,由8到10位领袖带领,全部挥舞刀剑、长矛和叉刀。警察部队跋涉了三英里,在回到武吉知马警岗途中一直与他们驳火。骚乱者只在他们的三名领袖被射毙后才散开。从这件事可看出,除了帮会,还有一部分的广大华人社群也对华人天主教徒怀有怨恨。在警方最初突击克兰芝向骚乱的首领发出拘捕令时,村里的华人已经预先向帮会通风报信。

虽然是华人,皈依天主教的华人并没有参与平时的华人社团活动,例如捐献给庙宇或参加华人的宗教仪式。华人天主教徒被视为外籍,而被称为“第二洋鬼子”(欧洲人被称为“第一洋鬼子”)。华人天主教徒也被俗称为“奉教人”以此来区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因此,在1851年,当帮会发动向华人天主教徒攻击时,广大的华人社群也不再抑制他们的不满,而参加了骚乱、抢劫和绑架。

到了3月初,骚乱突然停止。法国传教士随即催促警方更果断地对付帮会。当警方要发出逮捕令时,市区的“头家”出面游说传教士不要再追究此事,因为他们想要恢复正常的局面,使他们的业务不会再受到影响。因此,当市区的“头家”(华籍商人、老板)代表帮会成员说情,撤消逮捕令时,他们也支付了1500元作为赔偿天主教徒的园主。最后,只有16名帮会成员遭逮捕,其中有11人被判处遣送到孟买监禁介于7至14年。

华人天主教徒的确切伤亡人数并未公开,但是,根据1850年代末的监狱总监JAF McNair,他在1897年写道,近500位华人天主教徒在骚乱中死亡。如果这个数字属实,这意味着华人天主教社群几乎全被歼灭。当局面恢复和平时,华人天主教社群继续成长。

华人天主教会的后续发展

1853年,在丛林中的华人传教团体从克兰芝迁移到武吉知马,成立了现今的圣若瑟堂。同一年,许多华人天主教徒前往港脚(实龙岗路上段)那一带福传,法国传教士就在那里建立了圣母圣诞堂。虽然帮会的问题一直持续到1860年代,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华人教会的成长。从1869至1870年,市区的华人教友人数增长迅速,足以建设自己的教堂,即圣伯多禄圣保禄堂。新加坡的教会应该记住,华人天主教教会在新加坡的建立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因为这是建立在一些先驱基督徒以及他们的传教士——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所作出的牺牲和流血。

作者:Clement Liew / 译者:杨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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